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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烈: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

1928年3月9日,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正在兴隆巷8号的灰色小楼里举行。下午两点,前来主持会议的傅烈刚走进房内,喝了口水,正准备说话,突然,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,有人在外面大声地喊道:“收捐!收捐!”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……

这就是史上著名的“兴隆巷事件”,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在此次事件中被捕,24天后英勇牺牲。

傅烈,1899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,从小聪明好学,成绩优良,1917年怀着“科学救国”的热情,考入九江南伟烈教会大学学习英语,期间听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,受到极大鼓舞。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,不久参加由李维汉、李富春发起组织的“工学世界社”,成为第一批社员。1921年,傅烈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结识了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一批共产主义者,是旅欧共产党组织——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的筹建人之一。后被派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,毕业后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并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。

1927年5月,傅烈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。这时,四川的“三·三一”惨案已经发生,杨闇公、冉钧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,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,一些公开了身份的同志纷纷到武汉等地避难,留下的同志,也因交通阻塞,听不到党的声音,思想彷徨、悲观、动摇,有的甚至叛变投敌,革命斗争陷入了“群龙无首”的低潮。中共临时中央在“八七会议”后,决定派得力干部到四川重建党组织,开展武装斗争。据当年四川省委负责人之一、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回忆,当时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:临时中央最初曾考虑派毛泽东入川,但因时局混乱,通讯困难,一时找不到毛泽东,才另派了他人。此人便是年仅28岁的傅烈。

傅烈入川后,化名贺泽、喻伯凯,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形势下,将已被打散的共产党员重新组织起来,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。1927年8月,傅烈等人在神仙口街的一个院子里,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。10月,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,傅烈对过去党内思想和组织上出现的散漫现象提出严厉批评,并作出严明的纪律规定,以“特别通信第一号”的形式通告四川各地党组织和全党同志,有效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,为巩固和发展全川党组织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在傅烈的领导下,四川党组织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,截至1927年12月底,党员发展到600多人,成立了2个市委、8个县委和10个特支。1928年2月,临时省委扩大会议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,傅烈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,会上还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《四川暴动行动大纲》,准备在1928年春荒时节发动暴动。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,万原、宣汉、达县、浦江、南溪、绵竹等地先后爆发武装暴动,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也得以创建。四川革命形势为之一新。

正当四川革命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,危机却悄悄降临。1928年3月9日,中共巴县县委召开成立大会,省委书记傅烈和省委组织局主任、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到会指导。开会地点在兴隆巷8号,位于重庆城内东边著名的罗汉寺附近,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三军军需处长蔡某的私宅。蔡某常年在外,只有一个几岁的儿子和保姆常住。蔡某的内弟黄中元是中共党员,党组织便通过他租用了一间楼房作为秘密机关(代号为“话语楼”)。

但谁也没想到,成立大会还没正式开始,就遇到了意外,出现了故事开头的场景。当天3个巡警上门来收“公巡捐”(即警察巡逻的费用,属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),在楼下没见到人,便上楼来催缴钱款。巡警一看到屋里坐了这么多人,以为是聚众赌博,于是马上堵住门喊“抓赌”,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。

这时,开会的人中有人想起身反抗冲出去,但傅烈示意大家不要鲁莽行事,他以为只要不搜出赌博的证据就好说了。但他却不知道,当时党组织的文件交给黄中元保管,而黄中元看外面形势紧张,偏偏又在几天前把文件都转移到这间屋里来了!

这一下,党组织的名册、文件、传单、刊物、资料等被当场搜出来,警察才知道是抓到了“赤匪”共产党,在场9人全部被捕。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因事迟到,赶来时正碰上警察在搜查,他个子小,像未成年人,连忙谎称同小伙伴捉迷藏,警察便将其赶走。随即军警在全城戒严,继续搜捕,又根据缴获的名册抓到1名共产党人。

傅烈被捕后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安全。3月10日凌晨,趁着看守警察熟睡的时候,傅烈轻声对被捕的同志说:“要统一口径,称作商人,要坚强,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。”下午他们被移送卫戍部,当晚由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亲自审讯。敌人起初用上等茶饭和香烟款待,以金钱和官位引诱,企图软化和收买傅烈,都遭到了怒斥和拒绝。敌人恼羞成怒,凶狠地对他施尽酷刑,但都未能压垮他的铮铮铁骨。王陵基问:“你不怕死?”傅烈大义凛然地回答:“革命不怕死,怕死不革命!”“同党有多少?”“全四川人都是!”王陵基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叫嚷:“给我用刑,用重刑!”

敌人将煤油灌进傅烈的嘴里,再用铁丝穿过两个大拇指头把他吊起来打,拇指关节扯脱了,又上夹板继续吊打。傅烈被折磨得昏死过去,敌人又用冷水把他冲醒。当敌人逼问他口供时,傅烈斩钉截铁地说:“砍断我的头颅,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!”其他多数同志也受到了残酷折磨,但大家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,无一人屈服。

在关押期间,傅烈等人被视作洪水猛兽,不仅被戴上了脚镣,还被戴上了手肘与颈项连锁的镣铐,睡觉时还要用一根上了锁的杠子压在大家身上,要翻身时由看守打开锁一起翻。他们视死如归,作好了牺牲的准备,经常在狱中唱《国际歌》等革命歌曲。据当时刘湘军部的一些参谋、秘书人员说:“一个江西口音的(即傅烈)最顽强。”

在狱中,虽然备受折磨,但傅烈心中最惦记的还是党组织和同志。他曾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给党组织,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。同时,他也写了两封家信。一封给父亲的信说:“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,父亲不必过于悲伤……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,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。我不悲伤,若干年后,你一定会理解(我)的。”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写道:“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!你要为我报仇,要继承我的遗志,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。”并在信中赋诗:“拼将五尺头颅血,争得神州遍地红。”

1928年4月3日,年仅29岁的傅烈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。临刑前,他神色不变,沿途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等口号,英勇就义。

傅烈同志为了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,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:“我们党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,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”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像傅烈等革命先辈那样,严守党的纪律,保守党的秘密,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党忠贞不渝。

文章来源:http://special.cqjlp.com.cn/2019/1120/194363.shtml